星期一, 11月 12, 2012

詩詞女人-訪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葉嘉瑩教授

”欲掩香閨論繾綣,先歛雙蛾愁夜短”。

葉嘉瑩教授真沒料到柳永這兩句短短的詞,竟會又將她的西方學生難倒了。

學生問,這兩人能在香閨中相依相偎不是很好嗎?為什麼還在約會時皺眉頭愁夜短呢?

就是這類的問題,使葉教授在談詩詞之餘,還將東方文化很巧妙地引進了西方,並將古代的思想引入了現代,這才使她一些好問的學生們悟出了中國古代追求天長地久的愛情觀,與現代人所主張的暫時擁有的看法,有天壤之別。

一九六九年離開台大後,葉嘉瑩教授就移居去了溫哥華,並進入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任教,那時,她真沒料到中國詩詞中所表現出的精微細緻的情感,在西方授課時,竟會讓她那些好問的學生們聽得滿頭霧水。

西方學者治學態度認真,方法細膩,葉教授認為,他們的邏輯理論及文學批評,比起中國學者那種但觀其大略,講些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啦、氣啦、骨啦之類的抽象概念,似乎更勝一籌。

因此,她在加拿大執教的二十年期間,也曾去旁聽英文系的課程,終於她將中國文學批評中那些神韻氣骨,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東西,引用了西方的語言學、詮釋學、符號學、接受美學和現代女性主義等理論,分析解說了個明白,只是她從不生硬地將西方的理論套在詩詞上,她也考慮到中國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

近年來,西方女性主義者批評男性作家,將女性形象寫得既不真實也不客觀,因為他們若不是依照自己的妻子或母親,就是依照自已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來著筆,這些女性主義者都認為這樣的作品,並不能正確地反應出女性的形象。

葉教授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探討作者的性別,及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女子的形象問題。

她認為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中,不存在這樣的問題,因為詩詞與小說的形式不同,而詩詞中的女性不僅有現實和象喻的區分,還有倫理內和倫理外的差異,因此對於女性形象的講求,是有別於西方的。

寫詩是藝術,詩能驚天地,能動鬼神。葉教授說凡能使人感動,並能興發及引起豐富聯想的詩,就是好詩,至於作者的性別及在作品中如何反映女性的形象,倒並不是最重要的。

屬於群體作品的”詩經”,許多作者都是無名氏,葉教授雖無法確定每位作者的性別,但認為他們寫的都是真實倫理中的女性,這可自詩經開卷的一段看出來:”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她並引述了”詩經”中,少女對追求她的男子的一段告白:”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她又引述了已婚女子,因不得歸寧而興起對親人的思念:” 藋藋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葉教授這才因而推論說,”詩經”中這些女性都是具有真實形象的。

葉嘉瑩教授的研究興趣極為廣泛,她十歲開始寫詩,並填寫令詞,雖然幼年時期,她深受王國維的”人間詞話”影響,但直到一九四一年進入北京輔仁大學國文系後,她才讀到了王國維的”蝶戀花”等作品。

她喜愛的詩人除蘇東坡、李白、杜甫和李商隱外,還偏愛陶淵明。

人說:”淵明不為詩,只寫其胸中之趣”。

陶淵明以極平淡自然的手法,陳述他對東晉後期社會混亂的失望和內心的矛盾與痛苦,他的作品深深地感動了葉嘉瑩教授,或許也是這樣的感動,才使晚他數百年的南宋詞人辛棄疾的作品也受到影響,辛棄疾還說:”老來曾識淵明,夢中一見參差是。”

葉嘉瑩教授還認為,在中國早期的文學作品中,女人的詩是寫不過男人的。

她說,詩是言志的,詩是要寫思想、意志與抱負的,過去女子連名字都沒有,擁有的也不過是李門王氏之類的稱呼,因此女人就算再有才氣,最多也只能寫些身邊瑣事,而無法寫出深厚博大反應時代的巨著來。

可是三國時代的女詩人蔡文姬,在她看來卻是個例外。

文姬又名琰,是位苦命的才女。她年輕喪偶,返回娘家,不巧遇上董卓引北方胡兵進入中原,文姬被虜並被配與了匈奴王,後與蕃王生子,不料曹操滅董卓後,僅將文姬贖回,卻讓她的孩子留在蕃邦,再迫她改嫁,而她這一任丈夫又犯案入獄,她感懷身世,便寫了一首連男詩人也及不上的悲憤長詩,描述國家變亂中,個人遭遇的不幸。

葉教授指出,這詩中所表現的,正是女性的真實形象,這種以生命寫的詩歌,當然是好詩。

為了幫助西方學生解開中國古典詩詞中性別轉變的迷思,葉教授也提到了中國的三綱五常。

俗語說:”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她說,古時候,在夫妻關係上,男子雖有絕對的主宰權,但男子在君臣關係上,卻變成了絕對的服從,因而男子這時的內心感受,與作妾侍的女人有相似之處,這便是三綱五常在詩詞中所產生的奇妙作用。

葉教授以屈原的”離騷”為例,說這部作品是內容與藝術的結合,屈原以美女的形象暗喻一個有美好才德的男子,但因在朝廷上遭人忌妒而寫道:”眾女忌予之蛾眉兮”。

她也提到了三國建安時代的曹子建,因為受到了王兄曹丕的排斥,也曾寫過一首有象喻意義的詩:”君若清露塵,妾若濁水泥,願為西南風,常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

葉教授說,古人甚至也有將聖賢君主比作美女,並描述自己對美女的追求。因此她認為,這些都是象徵性的美女,而非現實生活中的美女。

至於歌詞中所寫的女子,對歌妓而言,自然是屬於現實的女性形象,但這些女子卻又不屬於現實中的任何倫理關係,因此歌詞中的女性形象,產生了一種介乎寫實與象喻之間的微妙作用。

一九六六年葉教授還在台灣時,便曾分別應邀赴美國密西根大學與哈佛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她先後寫作過十五篇有關詞學的英文論文,後由哈佛大學結集出書,她又於八零年初,在美國的詞學會議上,受北美詞學界肯定了她的權威地位。

只要講到詩詞,葉教授的風釆就會顯得格外迷人,她全心投入,出神入化地將中國古代文化、生活、穿著及言行,說故事般地勾繪了出來,她還會即席吟詠詩詞,但她對詩詞卻從不作隨心所欲的詮釋,她的詮釋是合乎傳統的,並引用了古代詩詞來佐証的。

她向西方學生談詞時,總會先提到,起初那些為配合民間的流行音樂而唱的歌詞,內容極為豐富,戰士可唱來形容打仗,醫生可唱來訴說如何治病,歌妓酒女也可唱出自己的相思和愛戀。

葉教授還告訴她的學生們,這些歌詞起初並非士人所作,直到後來流行了,士大夫便也以女子的口吻來寫歌詞,供歌妓酒女在宴會中唱給達官貴人們聽。這種音樂便是俗稱的”宴樂”或”燕樂’,而士大夫為這種音樂所填寫的歌詞,便是”詞”。

若說古代女詩人的作品比不過男人,葉嘉瑩教授認為古代女詞人的作品更是如此。

“詞”是以美女和愛情為主要內容,比詩中的感情更幽微,更隱約,更微妙,中國古代女性當然更不可寫,當時的女性若是提到愛情,便是踰越了禮法,她們的存在價值只是生孩子和操勞家務,因此女詞人當然更寫不過男人。

那本收錄了五百首,共十八位男性詞人作品的“花間集”,寫的盡是美女與愛情,葉嘉瑩教授認為,在晚唐五代的詞人中,以李後主的作品最有特色。

她說,李後主寫他與小周后的幽會,寫的便是真愛真情,而不是為了給歌女去唱的愛情;後來他亡國被虜去了北方,後主便填了這樣一首流傳千古的詞句:”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王國維說,李後主的詞,是”始變伶官之詞為士大夫之詞”。葉教授更進一步詮譯後主的詞說,後主寫得好,是因為身世遭遇所造成,他歷經了國破家亡,人世間的生死盛衰,寫的雖是個人遭遇,卻能呼應古今男女的情感,因此他的作品很偉大。

葉教授指出,李娃傳便是一個描寫現實美女的愛情故事,只因違犯了倫理的關係,而產生了逢場作戲的變數,造成始亂終棄。多數的詞都是為歌妓酒女,這些不屬於倫理間的現實女子所填寫的。

但男性作者在顯意識裡,雖是寫些給歌女唱的傷春怨別之詞,但在潛意識裡,卻可能是寫君臣之間臣妾的哀怨,寫得雖不很明確,卻在糢糊濛朧中,給了讀者更多想像的空間。

究竟作品中反映真實女子形象的詞好?還是反映有象徵性女子形象的詞好?究竟描寫倫理內女子形象的詞好?還是描寫倫理外女子形象的詞好?葉教授毫不猶疑地指出,凡能給予讀者真切的感動,或深厚想像空間的詞,便是好詞。

晚唐五代的作者,除李後主外,她心目中偉大的詞人還有溫庭筠、韋莊和馮延巳,宋代的作者她喜歡早期的晏殊和歐陽修,還有南宋的辛棄疾和吳文英,但女詞人李清照因北宋滅亡,自山東逃難至南方,又不幸喪夫,她在這樣的遭遇中所填的詞,也是極好的作品。

另有一位並不出名,卻在雜記中有記載,名叫”雙卿”的女詞人的作品,葉教授則認為更勝李清照一籌,因為李清照出自仕宦人家,作品深受男性風格的影響,但雙卿卻是位農村女子,曾隨舅父讀書,是自己學習填詞的。

雙卿填的一些詞,特別獲得葉教授的喜愛。那就是她用白描的手法和真實感人的言語,敘述了一名嫁給了農夫的女子,因婆婆凶惡,雖然體弱還得燒飯耕田,有次因發瘧疾,沒把火燒好,婆婆就拉她的耳環,拉得耳破血流;她又敘述,因為累了,她拿鋤頭的手只稍停了一下,就遭丈夫毆打。

葉教授說,由於雙卿的作品沒有使用傳統的辭句語彙,她用清新的語法填寫出真實感人的詞來,因此是很了不起的作品。

正當她的西方學生,已能根據本身的修養,穿越了東西文化的藩籬,而對中國詩詞中所描述的微妙感情有所領悟時,葉教授卻驚覺到,竟有位中國學者,因見了西方文學創作總是離不開”性”的問題,便標新立異地對唐詩提出了另類的解釋。

唐詩說:”嫁得瞿塘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兒。”

這人便詮譯,這”潮有信”的”信”字,應當解釋為”性”字。

雖然西方文學批評已從重視作者和作品的傳統,演變到了今日的重視讀者,由讀者自由詮釋作品的趨勢,而帶給了讀者極大的反應空間,但這種違背文本,違背了歷史和文化背景的作法,卻令葉教授感嘆不已。她說:讀者可以自由反應,但唯有對文本所在的社會、文化、及傳統有所了解,才不致產生可怕的偏差。”

葉教授在學術研究上十分認真,但為人卻謙和有禮,這與她的個性和出自名門世家的背景有關。平日她極少與人談及她的私生活,不過追隨了她多年的學生們,還是打聽出了葉教授這一生走來,有多麼辛苦,因而也就對老師有了一份特殊的敬愛。

且不說年輕時,葉教授的夫婿因遭政治迫害而入獄,且不說連她和還在哺乳中的長女也因連累而被拘禁,且不說出獄後她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居所,且不說在歷經了諸般折磨和貧困後,好不容易遍體麟傷地站了起來,竟又遭遇到了那最令她椎心泣血的不幸,一九七六年三月,她長女和女婿同在車禍中喪生所帶來的打擊,這一生的哀傷心路歷程,可自她的一首小詩中略窺一二:

“平生幾度有顏開,風雨逼人一世來,遲暮天公仍罰我,不令歡笑但餘哀。”

一九九零年葉教授自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退休,同年當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院士”,北美學術界公認,唯有這最高的殊榮,才能適當地反映出她的學術研究地位和成就,而追隨了她多年的中外學生們,也都因曾受業於葉嘉瑩教授聲而引以為榮。

目前葉嘉瑩教授雖然已經是七十以上的高齡,但她仍在繼續培養研究生,並且還為兒童們學習古詩編寫了讀本,更曾親自製作了吟誦的錄音帶。

葉教授在她為自己的”我的詩詞道路”一書所寫的”前言”中,曾經說:”我現在所關懷的並不是我個人的詩詞道路,更不是我在這條道路上有什麼成功與獲得。我所關懷的乃是后起的年輕人如何在這條道路上更開拓出一片高遠廣擴的天地,並且能藉之而使我們民族的文化和國民的品質,都因此而更展現出璀璨的光華。

正是這樣的理想,給了她繼續往前走的勇氣和力量。